拯救心灵:梵高的自画像

对于文森特·梵高这位传奇的荷兰现代画家,除了他执着的艺术追求和悲剧命运,除了那璀璨的星月夜和厚重的破泥靴,除了有乌鸦的麦田和亮黄的向日葵,我们还记得什么?我们

  对于文森特·梵高这位传奇的荷兰现代画家,除了他执着的艺术追求和悲剧命运,除了那璀璨的星月夜和厚重的破泥靴,除了有乌鸦的麦田和亮黄的向日葵,我们还记得什么?我们还曾因什么而震撼?我们凭借什么对这位艺术家有了外貌的印象,并因此而试图洞穿他的心灵?

  同他的先辈伦勃朗一样,梵高也历经孤苦和悲伤,也擅长绘制自画像。“了解自己很难,可是要把自己画出来也不容易。”梵高在给弟弟提奥的信中写道。恰恰是他一次次地描绘自己,我们才得以观看其留下的近40幅自画像,惊叹于那浓烈沉郁的情感厚度和开新弃旧的美学实验,也期望能够在凝视中了解他的个性和思想,因为他悲剧性、孤独的个性在他的自画像中引起了观者的共鸣,而这些无疑为他——这位现代艺术的“殉道者”——增添了更加孤绝的颜色,让我们大多数人对他的个人生活和艺术创作深深着迷。

  英国伦敦考陶尔德美术馆正在这个春天举办一场重磅的“梵高自画像展”,这场展览汇聚了全球著名机构收藏的十几幅自画像,堪称有史以来最全面的梵高自画像展之一。展出的画作涵盖了这位画家短暂而激荡的艺术生涯,给观众带来视觉和心灵上的独特体验。

  1.不爱照相的艺术青年

  出生于小村庄的梵高,从很小的时候起就立志要做农民画家,他收藏农民和劳工的衣服,热情而虔诚地坚守着信仰。他热爱米勒胜过库尔贝,热爱《播种者》中劳动者的默默耕耘,胜过瞬息流转的现代体验。在摄影照片流行的年代,他却不爱照相,只有一张19岁时的照片留存了下来;他尤其不爱与人合照,每当此时便侧身以待或背对镜头。他曾告诉妹妹威尔:“我自己仍然觉得照片很可怕,不喜欢有任何照片,尤其是那些我认识和爱的人的照片。”

  他曾赞扬米勒的一幅“头上戴着牧羊人帽子”的炭笔版画像——饱含热情。他认为肖像画能穿透人的灵魂,体现着自我的表达。“这些摄影肖像比我们用笔画的还容易褪色,用笔画肖像体现了艺术家对人类的爱与尊敬。”“最让我兴奋、比我所有的绘画形式更有趣的,就是现代肖像画”。“油画肖像有着自己的生命,这种生命来自画家的灵魂深处,那是机器无法到达的地方。”从1884年开始,梵高便热忱地投身于肖像画创作中,他试图通过纯粹的色彩和富有表现力的笔触传达模特的本质特征,避免传统绘画技术产生的平淡无奇的、照片一般的相似。农夫、农妇、矿工、穷人……这些底层人物的肖像燃烧着生命的热量,散发着厚土的气息。《吃土豆的人》尽管再现了乡村家庭的寒酸和艰辛,但这些人物身上却显示着不卑不亢的生活姿态和朴实的家庭温馨——这是梵高在创作自画像之前最震撼人心的作品。

  “农民吃土豆的画像是我在纽南做得最好的事情。”我们在《吃土豆的人》中看到的是画家笔下饱含着热爱与尊重的身体姿态造型,以及为了突显出强烈情感而设置的光影对比——“明暗对照”是梵高对他的先辈伦勃朗最敬仰之处。当然,伦勃朗也“引领”着这位不爱照相的年轻人走上创作自画像的道路。

  2.从伦勃朗那里接过棒来

  1886年初春,这位乡村青年来到了巴黎——这是一座“现代之都”,一座熙熙攘攘、瞬息万变的城市。他的周遭不再是麦田和村舍,而是一个由艺术家和画廊构成的快节奏的世界,田园奏鸣曲变调为嘈杂和喧哗。

  给自己画像自然是最省钱的,很快,他便用第一幅油彩自画像与这个世界接轨。这幅画名为《艺术家在画架前的自画像》,从题目上便可以看出伦勃朗《有画架的自画像》对于梵高的影响和启示。在《有画架的自画像》中,画家沧桑的面孔上目光如炬,光亮的额头、鼻尖,泛红的衣领和调色板,如炭火隐含着生命之火的热量,又透露着孤独的人生际遇。伦勃朗的这幅画表明,只有审视自己才能发现值得描绘的灵魂,心灵是激烈情感活动的场所,是灵魂的栖息地,一个好的肖像画家首先就要能够发现自己的灵魂并描绘出来。在伦勃朗的“指引”下,梵高在《艺术家在画架前的自画像》中也保留了背光的角度和深桃花心木色调,右脸颊、耳端和右领背微光薄泛,光线似乎比伦勃朗的那幅画还要暗,背景虚空,阴影变化相较更为柔和,目光是坚定而锐利有神的,就像是一个大师画室的学生一样,好奇而执着地看往前路。

  梵高的巴黎之行是他的第一次自画像创作高峰。从1887年到1888年的那个寒冬,这位画家都在竭力完成另一幅《在画架前的自画像》。在这幅画中,墨绿色的眼眸将悲伤的意味掷于虚空,看上去近乎失明,他的身体似乎僵硬如雕塑,透露着孤独的永恒——他像是被美杜莎的目光定住了,但是,从更现实的层面讲,当时(1888年1月)梵高没钱取暖,所以这也是第一幅“冻着了的”自画像。直到2月份梵高才说自己的血液“多多少少开始再次流动起来”。《在画架前的自画像》是梵高在巴黎最后一个阶段的自画像作品,画家展示了他在法国首都巴黎两年间所获得的技能,尤其是他对颜色的运用(姜黄色头发与蓝色衣服形成对比),创造性的笔触,以五彩缤纷的调色板为代表的色彩实验,无不体现出画家的创造力。

  3.从创伤自愈到东方元素

  这次展览的一幅核心作品在西方可谓家喻户晓,那便是《包扎着耳朵的自画像》。“割耳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后,梵高便重拾画笔,画了好几幅自画像。这些画作是他心灵自我修复能力的真实记录,画中他的表情显得平心静气,看起来他已经和绝望的状态和解了。但是,他并没有回避自己的创伤,而是勇敢地画出了绷带,尽管它并不怎么突兀。他身着绿色上衣,双唇紧闭,以“3/4正面”的角度面向斜前方,虽然面容憔悴,但是画家在鼻子、额头、下巴和脸颊上采用了大量亮色,使脸色精神了些。梵高正努力让自己显得正常,正在重返工作状态。

  这幅自画像中惹人注意的还在其背景——梵高的工作室。他的背后放着空白的画架,白色墙壁上挂着一幅日本浮世绘,画中的远景是富士山,背景是艺伎。东方艺术曾给印象派带来很大的启发,而梵高也对浮世绘非常熟悉。他喜欢用对比色或同类色,所以这幅浮世绘也显得比通常的更为鲜艳,这不正是他在色彩背后隐藏着的令人感动的情绪吗?

  东方的元素还体现在一幅1888年的《献给高更的自画像》中。画中梵高剃着光头,随意穿着茶色上衣,消瘦的面孔上眼睛略微上扬,眼睛画得比实际纤细,明亮的背景与灰色调的面部形成对比,目光凝视远方,仿佛寄许于未来。“我把这幅肖像画塑成信仰永恒佛陀的僧侣形象。”我们不禁会想到,东方文化的淡然若水是否成了梵高心灵自愈的寄托和艺术重整的灵感来源?

  4.色彩的感情,色彩的冲动

  1889年,梵高想尽快恢复创作活动。现收藏在奥赛美术馆的《自画像》正是这一阶段最有名的作品,或许也是梵高自画像中最精致的一幅。当我们站在这幅画前,我们会被他激烈的情感所淹没,被他澎湃的内心所打动,被他灵魂的呐喊所震惊。画中他身穿白衬衫、西装马甲和外套组成的正装,偏右微微侧身,正好遮住受伤的右耳,画家将棕色头发梳成了整齐的背头,唇边蓄着胡须,锐利的视线投向观者。背景布满漩涡状的纹路,这种灰蓝色的蜿蜒漩涡与棕黄色的短而有力的发须形成了呼应,整幅画面保留着一种克制的激昂,一种充斥于整体空间并漫延到画面之外的情绪,一种奋力振作的高亢而沉着的热情。与这幅《自画像》类似的漩涡在《星月夜》《两棵丝柏树》等作品中均有所体现。

  正如日本艺术史家尾崎彰宏所言,为了表现自己内心难以抑制的情感,梵高把色彩的可能性发挥到极致,对于他来讲,绘画并不是单纯的假象,而是具有真实质感的东西,也就是说,呈现在眼前的并非追求外观写实的概念化作品,而是能让人感受到触感的感性作品,为了感到这种“感官实体化”,为了画出内心的波动,色彩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手段。

  5.拯救心灵,拯救灵魂

  “最让我感动的,比我其他所有作品都更让我感动的是这幅肖像,这幅现代肖像。”梵高所说的是《戴毡帽的自画像》。充满活力的色彩,充满活力的笔触,显现了他与塞尚等艺术家的关联,他们都是时代视觉语言的探索者。帽子象征着社会地位和职业,并暗示着佩戴者的某种个性。在这幅画中,他戴着提奥的一顶帽子,以当代城市居民的身份出现,而不是像这个系列中其他肖像一样,拿着自己的绘画工具,或戴着画家的草帽,穿着农民的罩衫。

  提奥曾说,文森特在巴黎的变化太大了。梵高曾坦言:“我离开巴黎的时候,我的心和身体都得了重病,由于体力衰竭,我的怒火越来越大,几乎成了一个酒鬼,于是我把自己关在了自己的心里。”也许,现代城市的喧嚣和浮躁让他虔诚而朴实的心灵受到难以恢复的创伤,他疲惫了,灰心了,烦躁了,失落了。但是,这幅作品中的他却隐藏着柔软的能量,体现在细微之处。他的脸像一个涂了颜料的面具,眼睛闪烁着红色,并带有绿点。那股微弱能量的光环在他周围跳动着,跳动着。这体现了他对艺术家非凡命运的坚定信念——“一幅肖像可以穿透相机无法触及的灵魂”,他说,他想让他的肖像具有“在过去所象征的某种永恒”。

  艺术史家现在认为,梵高的绘画风格——断断续续的狂热的笔触——正是他艺术的最伟大的创新和最具决定性的方面。参差不齐的笔触给他的自画像带来了一种不协调的能量。这就好像是他正在努力应对画布的粗糙、油彩的黏稠等绘画材料所造成的阻力一般,他既在寻求一种克服物理材料和内心表达之间困难的力量,又试图通过克服这种困难,调和受伤的灵魂,拯救孤独的心灵,超越悲情的存在。

  面对这样强有力的、坚定不移的眼神,面对这样自信不屈、敞开胸襟的姿态,面对洋溢着热情与生命力的自画像,我们怎么可能会接受广为流行的“自杀”的结局呢?事实上,《渴望生活》中渲染的自杀场景已经被证明是文学家为了塑造悲剧性进行的臆想,而曾经得到普利策奖的研究性传记《梵高传》则通过大量史料得出结论:梵高是被几个来自巴黎富裕家庭的少年失手枪杀的。只是,这位伟大、无畏、悲悯的画家说:“不要指控任何人。是我想自杀。”“这样那几个孩子就不会受到指控。”

  (作者:诸葛沂,系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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